红色中医邓铁涛：联络东纵地下抗战，为党和祖国事业奋斗一生
红色中医邓铁涛：联络东纵地下抗战，为党和祖国事业奋斗一生
谈起邓铁涛教授（邓老），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想必都是“国医大师”、“名老中医”，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邓老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抗战时期，更是一名参加过地下抗战的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中，在广东活动的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都在广州设立有地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他们为了安全，都是单线联系。其中，东纵的一个广州联络站，就建在国医大师邓铁涛当时工作的药店里。
当时，谭军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组织说部队很需要革命理论书籍，希望他帮收集。谭军颇觉难办，突然，“我忽然想起以前读书会的老伙伴邓铁涛，他是个中医生，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几大书柜的革命理论书籍还完整地保存着，隐藏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但他人在广州，我便用‘暗语’写信到广州向他索取，他欣然答允，立即寄来介绍信让我去取书”，就这样谭军完成了任务。
不久谭军回到部队，后来奉东江纵队司令部之命，到广州找邓铁涛，请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邓老毅然答应。此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头。他还不时陪东江纵队来的一位乔装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购买游击队需用的物资，存在自己家里，等游击队派人来取。在邓老的启发下，又有一个十三行药材店的少东家冯杲也参加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后来冯杲还到东江纵队担任外文翻译。对于这一段经历，东纵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彭会回忆说，邓老和冯杲所在的两处药材店，“因为看病和抓药更便于接头”“起过很多的作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卫生部部分领导执行了对中医不利的措施，使新中国的中医事业起步维艰。1954年，党中央洞察于此，及时出台了正确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开始走上正轨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邓老经历过世纪年代末以来的废医风潮，与新中国对中医事业的重视相比较，深深感到新旧社会的极大不同。他通过学习党对中医问题的指示，学习党的中医政策，体会到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中医药事业。1958年12月，邓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起，以党员的身份继续为中医事业而奋斗。
临终前，邓老叮嘱家人要帮他交最后一笔党费。2019年1月10日6时6分，邓老仙逝。其生前亲手写的遗嘱开封，老人家在遗嘱中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老把仁心仁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融入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中。
综观邓老一生，他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中医事业抱有炽热之爱；他是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开拓者，是后辈敬仰的医学高峰，是患者心中最温暖的希望；如果为邓老贴上一枚标签，那一定是“红色中医”。如果要定义邓老铁涛教授是一位怎样的医生，那一定是“人民的医生”。
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尤为切，铁杆中医龙泰红色革命低冚村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命认知之课，我们的幸福是无数老革命用心血换来的，认知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热爱健康，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为幸福而奋斗！
谈起邓铁涛教授（邓老），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想必都是“国医大师”、“名老中医”，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邓老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抗战时期，更是一名参加过地下抗战的地下党员。
邓老对老青年时自学唯物辩证法将之与中医理论学习相结合。他参加过地下抗日斗争，并秉持知识分子的勇气，反对以前错误的中医政策。在唯物辩证观的影响下，邓老提出五脏相关学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实践，邓老提出在史学研究中的临床史观。综观邓老一生，可称是“红色中医”。
红色历程
1938年，邓老刚刚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就遇到了战乱，只得随行医的父亲迁到香港。在香港，邓老先在小学教书，不久又与几位同学一起创立了一所“南国新中医学院”，传授中医。在这期间，邓老由于爱好文艺，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香港组织的“文艺通讯社”的活动，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培养港九文艺青年，同时宣传抗日。他的一位朋友谭军在他影响下也加入了文通社。后来，谭军参加了东江纵队，成为文工团副团长。
<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
在香港，邓老深受救亡运动、进步文化的影响，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属下的文艺通讯部等团体，开始认真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恩格思的《反杜林论》及《鲁迅全集》等，学习了一些唯物辩证法。在学习中，邓老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研究中医学有很大的帮助，这成为他以后钻研中医学宝库的一把钥匙。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亦沦陷。邓老一家生活陷入困顿。而这时广州的药业有所复兴，“迨民国三十年（1941年），香港告陷，日敌鱼肉侨商，极为惨酷，而广州伪府假行仁义延揽民心，而越、沪船艘亦有些来往，故港中行号多渐渐移设广州。所以当夫卅一、二年间，本行由十余间增到百余间，可谓一时之盛。”于是，为了生计，邓老携家回到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
联络“东纵”
邓老返回广州，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东江纵队广州交通站任地下交通员。邓老曾回忆，地下联络是单线联系，当时医生职业给了他有利的掩护，这是他在革命时期难忘的经历。抗日战争中，在广东活动的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都在广州设立有地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他们为了安全，都是单线联系。其中，东纵的一个广州联络站，就建在国医大师邓铁涛当时工作的药店里。
<邓铁涛教授与东江纵队战友>
当时，谭军在香港做地下工作，组织说部队很需要革命理论书籍，希望他帮收集。谭军颇觉难办，突然，“我忽然想起以前读书会的老伙伴邓铁涛，他是个中医生，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几大书柜的革命理论书籍还完整地保存着，隐藏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但他人在广州，我便用‘暗语’写信到广州向他索取，他欣然答允，立即寄来介绍信让我去取书”，就这样谭军完成了任务。
不久谭军回到部队，后来奉东江纵队司令部之命，到广州找邓铁涛，请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邓老毅然答应。此后，经常有地下工作者以看病为名，到他坐堂的地方接头。他还不时陪东江纵队来的一位乔装打扮的女同志上街购买游击队需用的物资，存在自己家里，等游击队派人来取。在邓老的启发下，又有一个十三行药材店的少东家冯杲也参加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后来冯杲还到东江纵队担任外文翻译。对于这一段经历，东纵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彭会回忆说，邓老和冯杲所在的两处药材店，“因为看病和抓药更便于接头”“起过很多的作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卫生部部分领导执行了对中医不利的措施，使新中国的中医事业起步维艰。1954年，党中央洞察于此，及时出台了正确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开始走上正轨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邓老经历过世纪年代末以来的废医风潮，与新中国对中医事业的重视相比较，深深感到新旧社会的极大不同。他通过学习党对中医问题的指示，学习党的中医政策，体会到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中医药事业。1958年12月，邓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起，以党员的身份继续为中医事业而奋斗。
最后一笔党费
邓老生前的组织关系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第二党支部。该院党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老人家生前一直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数十年不缺席。后期邓老行动不便，该院党支部就把支部会议开到邓老家里。临终前，邓老叮嘱家人要帮他交最后一笔党费。2019年1月10日6时6分，邓老仙逝。其生前亲手写的遗嘱开封，老人家在遗嘱中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老把仁心仁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融入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中。
综观邓老一生，他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中医事业抱有炽热之爱；他是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开拓者，是后辈敬仰的医学高峰，是患者心中最温暖的希望；如果为邓老贴上一枚标签，那一定是“红色中医”。如果要定义邓老铁涛教授是一位怎样的医生，那一定是“人民的医生”。
1944年东江纵队就在龙门县永汉镇成立革命小组，这让我们想起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在东江纵队革命，并且是一名红色中医！
学史明理，学史崇德，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尤为切，铁杆中医龙泰红色革命低冚村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命认知之课，我们的幸福是无数老革命用心血换来的，认知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热爱健康，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为幸福而奋斗！
